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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白香港的现状必须先搞懂这6个问题

2019-10-09 04:28    来源:未知    

  香港最近因为反对派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印发,从6月9日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活动,迄今还未结束。

  目前围绕香港逃犯条例修订问题的纷争,实质是管治权之争。背后的问题,则关涉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和经济利益。

  我们试图从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顾问刘兆佳先生所著的香港社会“三部曲”以及《经济导刊》对其专访的内容中全景观察本次风暴,并进行剖析:香港到底怎么了?如何理解这次风波?以及香港人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

  认识香港的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势力的对比。

  在此之前,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和自由,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政府从未在香港启动化计划。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义或是为了争取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运动。

  由于缺乏强大的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香港人虽然诉求上升,但香港的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

  英国政府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改革。

  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程度更高的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新的权利和当家作主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

  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

  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最终未能在香港植根,至少也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抗共”的作用。

  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改革,化发展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但反对派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可在推动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

  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框架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以致冲突连续不断。

  在这种恶劣、紧张的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

  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上形成了分歧,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

  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

  现在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而是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使部分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多了一份忧虑。

  其大前提是,中国内地崛起太快,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东西”保不住,会逐步消失。

  一直以来香港人有一种看法,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长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经济上的、金融上的、价值观和制度上的。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预期是,香港单向对内地的影响和内地单向对香港的依赖,以及这种想象连带出来的优越感。

  随着中国崛起,反而是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越来越多,香港人跟内地同胞接触也越来越多,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开始忧虑,觉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

  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过去有成见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越来越怕来自内地的竞争,怕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所以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独特在哪呢?就是对内地同胞有一种很简单、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觉得内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就夸大了香港优越的方面,也夸大了内地同胞落后的方面。

  比如说,内地同胞没有拼搏精神,我们有拼搏精神;内地同胞过分依靠政府,我们讲个人奋斗;内地同胞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内地同胞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内地同胞没有公德心,我们有公德心……

  这种对比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认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为具备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很多来源于西方。所以,一部分香港人一方面跟内地同胞比,把自己当成另类的特别优秀的中国人。

  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认同跟殖民统治是连在一起的。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一路以来都是怀柔政策,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

  英国想在这个荒岛上建立一个商埠,需要各方面的人来这里开发。所以使用比较文明的管治,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个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人来香港做生意、做劳工,特别是内地人。

  因此,从一些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殖民统治不是一件难受的事。加之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埠,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思想,香港人觉得殖民统治是西方向香港传送价值观的一个纽带。

  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认受性很大,是香港人习以为常、安身立命的一种统治。这也是一部分香港人抗拒回归的原因,觉得殖民统治是好事,换一种统治还有不确定性。

  香港人担忧里怕原来的“好东西”保不住,而原来的“好东西”又跟殖民统治有关。为什么有些人回归后很多年没有提港英政府,最近两三年却突然缅怀殖民统治,有些年轻人还把港英时期的旗子拿出来飘扬一番?

  在这种心态下,一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又在媒体的报道下,将对内地同胞的抵触情绪转向中央政府。

  从经济来看,回归这些年来在中央的“惠港”政策下,在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下,香港的发展是不错的。

  假如你回归前在香港居住,现在的繁荣超乎当时想象。香港过去5年平均增长3%-4%,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高的。而且就业情况理想,几乎全民就业。

  香港人对经济情况肯定也有不满。第一是贫富悬殊,第二房价太高,第三年轻人就业和发展机会不比从前,第四就是在中国内地崛起的情况下,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此外,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能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的手上。

  有观点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没做,就是去殖民化教育。而且只讲“两制”,不讲“一国”,造成香港人“我行我素”,对国家缺乏认同感。

  其实从“一国两制”的构思来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面的要求。基本上,你只要不搞颠覆内地政权的活动、不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可以。

  回归以来,在中央长时间“不干预”的情况下,香港的反对派得到了广阔的空间,把他们那套观念通过学校和媒体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宣传,造成一部分港人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但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要说服香港人也不容易。从他的角度来说,你明明允许我保持原来的立场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学校、在社会上,特别是从媒体上,得到反对中央、内地的信息还是不少。怎么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需要用一些比较务实和有效的方法去逐步改变。

  不少香港人认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廉政和善治的基础上,能让香港与西方世界完全接轨,特别是反对派和有“本土”、“港独”意识的人,认为只有变成西方式国家,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这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能否“成功”也未可知。

  “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的幌子下反对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香港回归时,西方人说得很清楚,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逐步把中国跟西方拉近,使中国效仿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追随者或附庸国。

  但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没有走亲西方的路,中国崛起反而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最近很多分析中美关系的书,美国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路。

  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维护自己的利益,蓄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特别是东海、南海争端,中国想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建构美日军事同盟,恢复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建立TPP……这些肯定都是要遏制中国。

  是不是让香港产生不稳定因素,给国家带来麻烦,削弱中国国力?同时使香港失去对的示范作用,拖慢中国统一的进程?又或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地方?

  中央自始至终态度都很明确,特区政权不能由对抗中央的人来掌握。说得很清楚,香港的事,必要时“中央就要干预”。

  香港的反对派主要是公共服务、自由职业、媒体、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的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信仰教和天主教。

  作为新兴力量,他们需要借助殖民政府开放空间在上冒起,所以希望英国政府在回归前实施最大限度的改革。英国希望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体制,从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延续英国的影响力,让中国政府的权力徒具空文。

  于是,他们扶持新的势力,主要是认同西方理念的反对派,与他们结为“非神圣同盟”,共同对付中国政府、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

  尽管在中国的反制下,英国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落实“光荣撤退”大计,但却为香港后来的管治和长远发展制造了障碍,留下诸多后患。

  尽管在英国离开后,反对派失去了“靠山”,但在部分香港人挥之不去的“”情绪阴霾下,仍然具有相当的能量。相对于“爱国爱港”力量而言,在、和选举等方面仍占优势。

  可这次不同了,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强硬反应。过去两年来,中央政府高调表明立场,认为这种情况非得扭转不可。这肯定会引起香港人反弹,因为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反对派的说法。

  最不幸的是,这种冲突随着特首普选这一政权争夺的过程出现,必然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局面很不理想,但是这个坎儿恐怕绕不过去,只能慎重去面对,逐步把冲突一一化解,起码约束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的来说,很多问题都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不是源于“一国两制”,而是源于内地的变化、香港的变化,以及国际上的变化。但是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看,必须面对这些变化,积极妥善把问题处理好,理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香港本次风暴短期内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若长期持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国际信用评级都会受损,但香港不会成为之都。

  这次活动风起云涌,但看过去数十年,虽然化和政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基本是安定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香港,纷乱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既然香港的繁荣、稳定、自由、、法治、廉政、平等机会等“好东西”都来自威权型的殖民管治,则改革便不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回归十几年来,香港人诉求的升与降往往是实用或功利思想驱动的。当人们对时下一些社会经济情况不满、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认同、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意见……社会上要求的呼声便会骤然响起,激烈的行为也会突然爆发,但往往冲动过后便无以为继。

  为什么这次活动会被年轻人的激烈行动劫持,而主要的派政党失去了领导力,反而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

  香港的抗争行动越来越由年轻人主导,反而说明反对派的主要政党失去了社会支持,其领导力被更激进的反对势力所取代。而年轻人比较偏激,现实感不足,在情绪化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更激烈的对抗行动,必然导致主流社会越来越不接受他们的行动。

  一路以来香港人习惯了平静的生活,不习惯冲突和对抗。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人总体来说很理性,注重稳定与发展。当社会冲突超出一定范围,演化为激烈对抗,人们会担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和民生,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

  这个时候,主流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换句话说,香港社会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不会成为之都。

  (上周六,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参加人数达47.6万人次,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毋庸讳言,现在的情况不乐观。但相比155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回归22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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